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行业简析 ——广州集聚效应明显

医疗产业 来源: 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GZBio 时间:2019-12-10 18:03 阅读(825)

导语


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是指评价药物安全性,在实验室条件下,用实验系统进行的各种毒性试验。我国在药物GLP的建设、发展和逐步完善方面已经历经整整15年,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评价技术能力越来越全面,水平已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为我国新药研发和公众用药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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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

行业发展现状  


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是指评价药物安全性,在实验室条件下,用实验系统进行的各种毒性试验,包括单次给药的毒性试验、重复给药的毒性试验、生殖毒性试验、遗传毒性试验、致癌试验、局部毒性试验、免疫原性试验、依赖性试验、毒代动力学试验及与评价药物安全性有关的其它试验,因研究活动的进行需遵循《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因此又称法规毒理学研究服务。


自2003年9月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颁布实施药物GLP法规以来,我国在药物GLP的建设、发展和逐步完善方面已经历经整整15年,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据统计2008年“新药专项”启动实施以来,GLP平台核心实验室的面积在原有6万平方米的基础上,新增15万余平米,增长幅度约230%;新增仪器设备3000余台(套),价值近3.6亿元;平台管理更加规范,评价技术能力越来越全面,水平已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为我国新药研发和公众用药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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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

重要性


药物研发的核心是研发出安全有效的药物,而药物非临床研究是“安全有效”重要的决策依据。国内外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临床前阶段,毒性问题是开发失败的主要原因,约占全部开发失败的40%;临床前之后,临床药效则成为开发失败的重要原因,约占Ⅲ期临床试验失败的75%。在新药研发各阶段,药物非临床评价研究公共服务平台可及时有效的对药物药理、毒理及药代动力学进行优化筛选研究,对药物开发前景进行预测和综合评价,从而大大降低药物研发风险,降低药物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成功率。为了提高新药早期毒性的科学预测性,需要将药物毒理学研究贯穿药物开发的整个过程,即全程式新药安全性研究评价。


全程式新药安全性研究评价新模式重视“发现毒理学”在新药开发中的作用,强调新药上市后的监督再评价,强调不同阶段毒性研究之间的联系和参照,在早期毒性优化筛选系统的建立、新药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上市后与药物安全性监督与跟踪相配套的药物毒理学研究等领域均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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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行业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国外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行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体现在:


1、药物毒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2、加强桥接,通过转化毒理学认证毒性生物标志物和新的检测方法;

3、提早决策,缩短新药开发时间和降低成本;

4、抓住重点,关注最可能导致新药开发失败的线粒体毒性和人体特有的代谢物毒性问题;

5、兼容并蓄,积极从现代生物医学领域引进并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

6、三方协作,以联合体(Consortium)形式实施药物毒理学重大课题的合作攻关。


对比分析国内外近5年来的药物毒理学研究进展,可以发现以上所提到的药物毒理学新思路、新技术、新方法在我国尚未充分开展,将以上技术、理念广泛应用于我国的新药毒理学评价之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我国的新药研发仍然以科研机构为主体,企业主要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而发达国家的药品研究以企业为主体,大企业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既能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也可将大量的资金注入到研发中,形成良性循环,这是西方已经证实了的一种有效的药品研发模式。小型企业则以CRO的形式提供专一的特色检测服务,如专门检测线粒体毒性的Mitoscience公司等。目前,国外的大型制药公司均成立大中华区,某些大型CRO公司(如Covance、CharlesRiver等)也开始陆续进入我国。近年来,我国制药企业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逐年上升,国内的药物毒理学工作者应抓住这一大好契机,努力推动我国药物毒理学研究的稳步、健康的发展,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药物毒理学研究领域的差距。


为了提升我国药物非临床评价行业的整体实力,可从以下几点入手:强化专业队伍建设,促进学科协调均衡发展;完善药物毒理学研究的工具箱,应对新药研发方向的转变;加强药物机制毒理学研究,提高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预测水平;加强新结构、新类别药物的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把握其毒性特点与难点;加强新模型和检测体系的应用研究,提高非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的临床可转化性;加强药物监管机构、学术界及制药企业之间的协作,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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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行业

聚集效应明显  


目前,全国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物GLP认证批件”的机构58家,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北京等区域(约占全国的2/3以上),其中获得10项全项(全项包括括号内的分项试验也全部认证)认证试验资质的机构有2家,获得9项全项(不含依赖性试验(涉及精神类药品及毒品使用))认证试验资质的机构有5家。广州拥有丰富的医药类高校和研究机构,为广州GLP实验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据统计,广东省有5家GLP实验室,均在广州市。广州市的GLP实验室聚集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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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及北京地区差距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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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发展GLP平台,需着眼于打造高水平、国际化的GLP平台,真正实现支撑广州生物医药产业,激活生物医药上下游产业链(上游:实验动物产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和“青苗”药物。下游:支撑医药机构新药注册申报、上市后再评价,发现优质产品,为人民大众健康把关的同时促进医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缩小与北京上海的差距,建议如下:


1.GLP机构设置建设标准,积极鼓励药物非临床评价平台开展中国GLP认证时认证项目尽量达8项(即:除了致癌试验和依赖性试验外其余必须全部获得认证,包括每项括号里的小项),这样才能建设出具有一定水平、真正能支撑创新药物研发的专业GLP机构。


说明:一般情况下创新药物在申报临床批件前需要开展1-4项、6-9项试验研究,可能会开展第“5”项研究(致癌试验),第5项、第3项的Ⅲ段试验会要求在药品上市前完成。


2.优先组织重大项目:支持按国际标准建立GLP、并能获得国际GLP认可,实现研究数据全球认可,广州的生物医药既可以走出去,又可以引进来。


建议纲目并举,分层次建立GLP机构,设置专项经费优先大力支持广州已达国内先进水平、与国际接轨的机构快速扩大规模,在人才、设施、设备和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优先政策,这是最快为广州市打造国际一流的GLP平台(如通过FDA的GLP检查、OECD成员国的GLP认证等)的方式,可以快速实现广州新药研发GLP数据被国际发达国家认可,支撑广州新药研发实现国际国内双申报。如果低水平重复建设低端GLP平台达不到支撑广州创新药物研发的目的,更无法实现广州新药研发GLP数据被国际发达国家认可的目的,无法支撑广州新药研发实现国际国内双申报。也不能缩小与北京、长三角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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